吉林省公安厅一女干部获刑:两次收钱办事都没办成,被举报******原标题:吉林省公安厅一女干部获刑:两次收钱办事都没办成,被举报近期,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原主任科员齐眉的二审判决书,这名女干部曾在2009年和2014年分别收受他人55万和60万,但两次都没“帮忙”办成事,她也因此先后遭到了两次举报,第一次令她行政撤职,第二次举报则致案发。 《齐眉行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介绍,齐眉,女,1962年8月11日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吉林省公安厅物证鉴定中心主任科员,户籍地长春市朝阳区文化胡同4号吉林省公安厅宿舍3栋4门406室。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6年7月19日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5日被取保候审,2018年6月4日被逮捕。 此前,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长春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齐眉犯行贿罪一案,于2018年10月31日作出(2018)吉0104刑初355号刑事判决。宣判后,原审被告人齐眉不服,提出上诉。 原审判决认定,2009年初,被告人齐眉受黄虹达、郭立东之托,帮助其办理在梨树县实验小学工程项目一事,齐眉通过杨石江找到时任梨树县县委书记李有昌,又通过李有昌找到时任梨树县文体局局长柳子德,请其帮忙办理,2009年5月27日,齐眉以办理工程项目需要费用为名收取黄虹达、郭立东人民币55万元。后因事情没有办成,黄虹达、郭立东多次找到齐眉索要55万元,齐眉于2010年12月6日、2010年12月13日、2011年9月5日分三次共计返还30万元。 到了2013年5月,黄虹达、郭立东将齐眉举报至吉林省公安厅监察室,在纪检委介入调查后,齐眉于2014年7月14日将25万元还清。对此,吉林省监察厅驻省公安厅监察室,于2015年3月给予齐眉行政撤职处分(由主任科员降为科员)。 另外,2014年7、8月份间,被告人齐眉得知吉林省公主岭市温州商城被省里通报消防存在隐患,并听说要进行消防改造,主动问李丹刚(李锦程的叔叔)是否有人想做这项工程,李丹刚提出李锦程(另案处理)想要做这个项目,齐眉带领李锦程、张佳思(李锦程的姐夫)到公主岭市温州商城找到时任温州商城管委会主任助理孟庆文(另案处理)让其帮助办理此事,孟庆文答应在权限范围内帮忙。2014年8月24日齐眉收受李锦程给其办事费用60万元,2014年8月25日齐眉将其中的40万元以自己的名字开了一张银行卡后送给孟庆文。 到了2014年10月,在工程项目无果的情况下,孟庆文联系齐眉让其取回存有40万元的银行卡,但此事齐眉未告知李锦程。2015年8月李锦程见事情没有办成,并得知齐眉已将送给孟庆文的钱款取回,遂向齐眉索要60万元办事费用,齐眉以家中有急事而挪用该钱款,并向李锦程出具借条。后李锦程向吉林省公安厅纪委举报齐眉的犯罪行为,此案告发。被告人齐眉在案发时仍未将60万元返还给李锦程。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齐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依法应予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成立,予以支持。被告人齐眉给黄虹达、郭立东办理工程项目属犯罪预备,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齐眉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其罪行,系坦白,可从轻处罚。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齐眉行贿赃款四十万元予以收缴,非法所得二十万元予以没收。被告人齐眉行贿赃款五十五万元从黄虹达、郭立东处收缴。 上诉人齐眉上诉及其辩护人提出,原审判决认定齐眉的第一起行贿是犯罪预备不对,第一起齐眉不构成犯罪。第二起齐眉私留的20万元,原审判决认定是违法所得不对。原审判决认定齐眉不符合缓刑条件不当,原审判决量刑过重。 二审法院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被告人齐眉行贿的事实清楚。原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列举了认定本案事实的证据,相关证据均在一审开庭审理时当庭出示并质证。合议庭经依法全面审查,对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及所列证据予以确认。对上诉人齐眉的数项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予采纳。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原标题:起底城市绿化中的奢靡之风:贫困县斥资200多万种银杏 扬州史可法路杨柳换法桐,烟台观海路银杏换白蜡,深圳罗湖区解放路砍伐迁移榕树......眼下正是植树季,一些城市出于消除安全隐患、提升道路品质等方面考虑,对行道树等绿化树木进行了更换。需要注意的是,城市绿化在选择树种时务必因地制宜、着眼长远。 据中央纪检监察报报道,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贪大求洋、盲目跟风、“高价买绿”等奢靡之风和形式主义迹象,应当引起重视。 “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在一些城市,“贪大求洋”“大树进城”等现象仍未禁绝。一位从业近30年的园林工程师坦言,当前仍有一些地方不顾自身财力,一味铺摊子、求效果,把城市绿化项目搞得很豪华,突出表现就是“大树进城”:“一味求大求粗,想着"一夜成林""一夜成景",马上出效果,但大树移植过来存活率并不高,造价却非常高。” 据他介绍,华东某地级市市政广场的绿化便较为“夸张”,不少胸径三四十厘米的大树立在广场上,“从谷歌地图上都看得到”。更夸张的是,中部地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斥巨资修建广场,仅 6株双人合抱的银杏树就花费200多万元。“除了求大求粗,还有盲目跟风,别的地方种什么就跟着种什么,而且品种单一,容易导致病虫害大规模爆发。”园林专家举例说,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红叶石楠等灌木,就被大规模引进到西部高原城市,但植物适应性并不好。 湖北省随州市原风景园林管理局技术科科长张恒告诉记者,一些开发商将适合南方地区栽植的南洋杉、橡皮榕、龟背竹,引种到随州的小区当绿化植被,结果冬天未过已全部死亡,堪称“未富先奢”的铺张式绿化。 更有甚者,为迎接检查搞突击绿化、重复绿化。据相关人士透露,2015年以来,华东地区一条公路沿线大搞“绿化形象工程”,先后修整4次,投入1000多万元。每次建好、迎接完验收考核评选后,就要破土施工,或埋设供电、污水、自来水管道,或重新绿化种树,没有长期规划,只有重复建设,不仅加重基层工作负担,也严重浪费财政资源。 “总体而言,城市绿化目前更加注重实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福建农林大学林学院副院长陈世品说,一是重植树、轻管护,有些城市因为赶工程临时调集树苗,工程结束后没有及时移交给管护部门,导致树苗死亡率高;二是乡土树种利用少,过于注重视觉效果强烈的外来植物,缺少适应性评估;三是城市建设中古树缺少有效保护,有的即使采取了保护措施,实施过程中也打了折扣,使保护流于形式。 破坏生态环境,影响文化传承城市绿化中的形式主义危害不可小觑。除“南橘北枳”、存活率低下以及重复建设、浪费资金资源外,以“大树进城”为代表的大树移植还对城乡生态环境、文化传承等带来严重影响。 据介绍,“大树”泛指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15厘米以上(或高度在6米以上)的常绿乔木、冠幅在3米以上(或高度4米以上)的灌木,或者树龄超过一定年份的“古树”和“古桩盆景”,以及一些名贵大树。而“大树进城”通常指从城市的边缘地区、远离城市的乡野农村或森林里,采挖一定规格大树栽植到城市的行为。 记者注意到,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2017年编著的《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中,移植大树、古树被认为既劳民伤财更破坏生态:“ 为提高存活率,工程技术人员不得不对移栽的大树、古树实施大手术(重修剪)……还会因为挖大树坑、带大土球以及开辟专门的运输通道等措施而严重破坏原生地的植被群落,导致水土流失、生态破坏。”湖南农业大学教授龙岳林曾专门对华中地区“大树进城”的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据他介绍,盲目移植大树一方面破坏了树木原生环境和森林生态系统,造成原生地水土流失、土壤理化性质改变、调节小气候功能减弱、生物多样性减少等危害,削弱乡村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另一方面,移植到城市中的大树与栽植正常的苗木相比,长势更弱,吸碳放氧等生态功能明显降低。 “不仅如此,乡土树种由于土生土长,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对病虫害有一定的免疫作用,而城市移植的大树来自全国各地,容易带来新的病虫害风险。”龙岳林说,大树被运到异地,对周围环境系统的免疫力减弱,沉睡在树干当中的虫卵、病菌会迅速爆发,造成生物风险。 更为“简单粗暴”的影响则是: 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绿化大量采用大树移植,不少地方出现乱采乱挖树木、毁林毁地的严重情况。此外,大树移植还对树源地文化传承带来影响。《园林绿化科学发展指南》明确指出,古树名木和大树是城市生态环境、风貌特征、历史印记、文化传承与民众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古树具有“活文物、活化石”的珍贵价值,应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予以重点保护。 “树木与当地的地域历史文化有着深深的关联,当生长于乡村或山林的大树被移走后,撕裂了树源地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具有本土气息的文明标志,不利于文化传承。”龙岳林告诉记者。 唯上是从、监督缺位是症结所在形式主义往往与官僚主义交织。记者在采访中获悉,一些地方在城市绿化中存在“唯上是从”思想,过于看重领导意见甚至揣测领导喜好,从而影响树种选择。 一些地方园林部门负责人透露,有的时候,地方领导在会议上对城市绿化提要求,会讲到其他城市绿化景观效果好,“要向他们学习”,等等。其他人听到后,就会揣测是不是领导喜欢那个城市所栽树种,还被写入会议纪要。这样一来,那个城市的树种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本地绿化的重要选项。即便领导去工地视察,随口一说“这个地方种棵柳树不错”,有关部门在实际操作中也会认真考虑“领导意见”。 也有专家告诉记者,城市绿化工作涉及规划、城建、财政、环保、园林、林业等多个部门,很难形成统一有效的管理。决策过程中,专业力量、监督力量参与较少,往往是有关方面“一家独大”,相应的工程管理和监督机制尚不健全,这就导致有的地方“怎么炫怎么来,可以种10厘米粗的偏种20厘米”。 监督缺位在助长形式主义问题的同时,也为腐败滋生提供了便利。以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林业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李福荣为例,这位博士后副局长、正高级园林工程师长期以他人名义承包、租赁土地,经营多个苗圃,挂靠多家园林绿化企业承包绿化工程,以“绿色”之名谋“黑色”腐败。 据办案人员介绍,李福荣通过借用和挂靠多家有资质的园林绿化公司,以密切关系人的名义在包头市、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等地,共承揽园林绿化项目18个,工程造价1.8亿余元,以实际控制人的身份参与经营绿化工程,攫取高额利益5000余万元。同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在项目信息获得、施工企业推荐、招标投标环节、工程项目验收、专项资金拨付方面为他人提供便利和帮助。 适地适树,让城市绿化取得实实在在成效针对城市绿化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等问题,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应坚持生态优先,实现从追求绿化的数量、规模到追求绿化的质量、效益上转变,切实转变城市园林绿化的发展模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结合地方特色,综合考虑绿化的经济性、适宜性、可靠性,而不是照搬照抄、简单复制外地经验。 “城市绿化是城市环境的一部分,绿化设施必须与当地环境相协调,充分尊重自然规律。”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孙向阳表示,个别地方政府急功近利、迷恋名贵树种“高价买绿”,正是因为没有尊重自然规律,没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作出了错误决策。 孙向阳认为,城市绿化应尽量选择乡土树种,因为乡土树种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更能适应当地环境;应坚持适地适树原则,充分了解种植地的土壤特性和局部小气候,以便安排适应品种;除特殊工程外,应尽量安排幼龄苗木,因为处于幼龄的苗木适应性相对较强,可以很早地适应城市环境,利于后期的生长发育。 陈世品同样认为,城市种树要讲究科学规律,要大力加强城市绿化人员培训,提高业务水平;保障绿化规范的有效实施,不搞形式主义,让技术规程在执行过程中得到有效落实;加强树木的适应性评估,尊重和正确对待每个树种的生长特性需要。 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措施。例如,针对大树移植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修订出台《国家园林城市系列标准》,明确提出禁止大规模移植胸径20厘米以上的落叶乔木、胸径在15厘米以上的常绿乔木以及高度超过6米的针叶树;原国家林业局也曾修订《造林技术规程》,明确规定一亩以上成片造林不宜使用胸径5厘米以上的树木,有效遏制了移植天然大树进城的行为。 有效管住资金同样是防范形式主义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手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建议,出台重点工程的监督管理办法,在工程招标、施工监督、苗木进场、资金拨付、资料归档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严控廉政风险,进一步推进政务信息公开透明。 受访专家亦指出,针对城市绿化中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应加大信息公开力度,最大限度压缩权力“任性”空间。与此同时,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监督执纪问责,着力发现和纠正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坚决惩治腐败,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此牛人平定一地后建一王国,千年后王宫遗址被发现,墓中谜团待解******原标题:此牛人平定一地后建一王国,千年后王宫遗址被发现,墓中谜团待解在中国的岭南就一个神秘之处。的确,岭南的神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拥有神山秀水岭南的异域风情;二是拥有垂诞三尺的荔枝,以苏东坡的名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为证;三是拥有一件独有的“宝贝”——南越王宫署遗址。而南越王朝的开创是横刀立马的赵佗。毛泽东曾给予赵佗高度评价,称他是“南下干部第一人”。
其实这7个字的赞誉并不为过,因为赵佗的确是开发岭南的“拓荒者”和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原本是河北省正定(真定)县人,19岁时成了秦始皇的贴身护卫。公元前219年,赵佗被封为副帅随主帅任器率领50万大军征战岭南。赵佗只用了4年多时间就彻底平定了岭南。公元前214年,岭南正式成为大秦版图的一部分,为此,秦始皇将岭南一分为三,分别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三郡。而劳苦功高的赵佗则被封为南海郡龙川县令。
赵佗上任后,十分重视汉民族的文化他将中原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生产技术引进岭南,使岭南地区落后的政治、经济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赵佗推行的“和辑百越”的政策,也促进了汉族和南越国各个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
公元前208年,南海郡尉任嚣病逝,赵佗继任。赵佗上任后,以快刀斩乱之势,很快用武力征服了桂林郡和象郡,创建了是岭南地区第一个封建王国——南越国,他自称为:南越武帝。
公元前196年和179年,南越国曾先后两次臣属于西汉,称为西汉的“外臣”。公元前112年,南越国末代君主赵建德与西汉发生战争,被汉武帝于公元前11年所灭。南越国自赵佗建国以来,历经五代君主,共存在93年。南越王和他所建立的显赫一时的南越王朝充满了传奇色彩,也令后人无限神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南越王宫署遗逐渐的被发现和挖掘,其惊人内幕也就一点点展露出来。据悉,1984年,工人们在中山四路忠佑大街电信局电信枢组大楼工地上发现了一个面积约为4000平方米的大型石构蓄水池,石池中一片“皇家”风骨,令人叹为观止。后被考古专家证实为这是南越国御花苑。
南越国宫署御花苑,建筑时间比北京的顾和园和承德避暑山庄要早1000多年,是中国年代最早的宫苑遗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园林之最。据专家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水池可荡舟,池边应该还有石构廊榭或凉亭等建筑。水池中的建筑为国内首次发现的石构建筑,被认定为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王宫遗址。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建筑大多是木架结构或者砖木结构,可是这座我国最早的皇家园林却恰恰采用了类似罗马古城的石构建筑,这在我国秦汉时期的遗址中可是独一无二的。也有不少人因此描测,是否在番禺时便已有西方的建筑技术传入中土了呢?这个至今仍是待解谜团。
目前出土的只是南越王宫殿的一角,还不到整个宫殿群的1%,还未露出宫殿的主体部分。从已经出土的部分加以推测,我们可以看出宫殿形制是模仿西汉的长安城建造的,宫殿之中有规模庞大的排水系统。1号宫殿位于赵佗城的东南方,其东南面是御花园,很有可能是模仿长安城的长乐宫建造而成。而在其西面的2号宫中的“散水”面上出土的一块陶器残片上印有“华音宫”三字,这表示2号宫殿可能名为“华音宫”。
在南越国宫殿遗址旁,还发现了南汉国宫殿的遗址。该遗址建筑面积约有1000平方米,在发掘现场西部和南部也各找到其他宫殿的铺砖铺石板地面,做工同样精美。
的确,南越王宫殿虽然因为技术原因,还只是开发了冰山一角,但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的震撼,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这座神秘古堡的面纱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被彻底地解开。
农村濒临灭绝的“老东西”,不见得多值钱,但农民看到就回忆满满******原标题:农村濒临灭绝的“老东西”,不见得多值钱,但农民看到就回忆满满发展是一路向前的过程,农村的发展让农民的生活快速的达到了现代化,各种现阶对农民来说更加实用的物品替代了农村祖祖辈辈,流传了几百上千年的“老东西”,但作为农民回忆的一部分,任何时候,农民看到了这些濒临灭绝的东西,都总能会想起一些人,回想起一些事儿。这是以前农村用来运送东西的木制独轮车,在拖拉机出现之前,农民运送少量的货物、粮食之类的,用的都是这样的独轮车。记忆中最深的就是小时候村里有卖货郎和卖豆腐的小贩经常会推着这样的小车,在村子里来回的穿梭,这种车看起来笨重,但有经验的农民推起来也能走的很快。
农民一直以来都习惯烧火做饭,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那时候的鼓风机,只不过不是电动的,而是手动的。农民在烧火的同时,只要用力的抽送拉手,灶底下的火就能烧得更旺,这样屋子里的烟也会少很多,怎么样,佩服农民的智慧吧?
这玩意儿在北方最普遍,尤其是农民吃面条的时候,都喜欢用这玩意把打算给捣碎,然后配上香油,浇撒到面条上,吃起来格外的香。还记得小时候家人做饭的时候,我帮不上忙,所以每次捣蒜的任务都是我的,所以格外的熟悉。当然,除了捣蒜外,还能用来捣芝麻,自制少量芝麻酱就是用这玩意做的。
这东西估计很多人都不太认得吧?轮知名度,这个其实要比前几个高得多,在古代吃的穿的用的,很多都靠这玩意来纺织,身为80后,编者小时候见过家中的奶奶用这东西纺花织线,只不过后来不知道放到哪里去了,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
现在的小学生可能从小接触的就是计算机了,不过对农村的80后来说,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学过珠算的,而且要背很多使用的方法,据老人讲,这东西以前是村里会计必备的“神器”,而且现在有些农村老人还是喜欢用这东西算账,有些使用熟练地农民,计算速度堪比计算机。
在电子秤出来前,农民就是用这玩意来称量小件物品的,听家里老人说这种秤分为公斤称和市斤秤,而且不像电子秤能作弊,这种老式的撑杆还是比较难作弊的,所以称量东西也比较准确,不过现在很多年轻人估计根本看不懂了,更不会用,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在编者小时候,如果村里谁家有这个的话,那绝对会成为焦点,尤其是夏天的晚上,基本上整个村子里的人都会搬着小板凳来看,类似于看电影一样,虽然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画质很渣,满是雪花,但那种发自真心的快乐和期盼是高清网络电视带不来了。
作为农村曾经身份的象征,这玩意让农村的不少小伙伴又恼又爱,恼的是大梁太高了,根本跨不上去,爱的是骑这玩意很有意思,虽说那时候个头小,跨不上去,但可以斜着骑,相信很多农村的小伙伴都这样干过。这些东西现在基本上全部濒临灭绝了,有些农民出于兴趣,可能还专门的收,且不说这些东西值不值钱,如果家里真有的话,相信农民每次看到,总能想起一些美好的过往,也算是,满满的回忆吧。
北宋王朝最大的功臣,若没有这个人,北宋可能会早一百年成为南宋******原标题:北宋王朝最大的功臣,若没有这个人,北宋可能会早一百年成为南宋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一个王朝的初年,君主和臣子的能力都强。其实,这个原因也好解释,因为,在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大家都在关注如何建设这个国家,就像刚成家立业一样,都沉浸在奋斗的喜悦之中,上到皇帝下到臣子,都还没有将注意力放到享乐上。在北宋初期,有一个比较传奇的人物,名字叫做寇准,也是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终身保持着一种奋斗人士的节操,成为了北宋的肱骨之臣。可以说,如果没有他,北宋可能会提前一百多年南迁逃亡,成为“南宋”。寇准的出生本身就很有意思,北宋王朝是在公元960年建立的,寇准是在公元961年出生,可以说,是北宋的第一代新生儿,他是与北宋相伴而生的。也许,这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寇准与北宋王朝休戚与共,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寇准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天赋,而且,人也十分的努力,十九岁就高中了进士。要知道,很多人考了一辈子也考不中进士,寇准这么年轻就考上了还是很厉害的。而且在,考试后还有一则趣闻。当时,寇准太过年轻,宋太宗一般会亲自选取这些进士,对于年龄小的一般不考虑,也就是说:年龄小会吃亏。有人就告诉寇准可以虚报一下年龄,反正没有身份证,谁也查不着,这样就可以提高被选中的几率了。
寇准坚持不虚报年龄,认为人要实事求是,更不能欺骗天子,要不然,以后怎么能做一个忠臣呢?这其实也是寇准一生的写照,他为人正直,从不弄虚作假,也成为后来官场上的一股清流。宋太宗对于寇准也是比较器重,认为大宋朝就要靠寇准一样的人物来发展了。由于,寇准的前期生活比较顺利,他也没觉得自己的正直品行有什么毛病。人都是在遭遇挫折之后,才会反思自己,特别是在自己年轻的时候会经常疑惑自己的行为。但是,寇准年轻时还真没遇到过什么挫折,也不会想到反思自己的性格是不是太过于耿直。等他年龄大了,性格也固定了,更谈不上什么反思乃至修正了。在为官的时候,寇准是一个很较真的人。有一次在朝堂上说事情,寇准的话很难听,宋太宗生气了,转身就要走,寇准急了,拉住皇帝的衣服,非要把事情说明白不可。
皇帝刚开始很生气,后来,却表现出了喜悦的样子,说:我也有魏征一样的臣子了。当然,宋太宗毕竟贵为一国皇帝,有时候让寇准弄得很尴尬,也不免发怒训斥寇准,但是,寇准已然故我。也因此,寇准刚正不阿又脾气执拗的性格导致了他仕途的起起落落。后来宋太宗去世,宋真宗继位,寇准其实就是宋太宗为宋真宗留下的宝物。但是,宋真宗也知道寇准的为人,经常弄得皇帝下不来台,所以,宋真宗对寇准的感情是复杂的,甚至,有点惧怕寇准。但是,寇准已经是那种性格固定了的人了。他考虑的全是国家大事,对于其他的诽谤之语完全不在乎。由于,寇准真的非常有才干,又能把朝政治理的井井有条,宋真宗在一些臣子的劝谏下,任命寇准为宰相,寇准也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治理国家。这当中不免得罪了很多权贵,包括让皇帝下不了台。
同时,在私下场合里,寇准对于小人也是冷嘲热讽,完全不顾忌。比如:有一次吃饭,寇准胡子上沾了些饭,一个大臣就讨好的帮他擦拭。寇准讥笑地说:大臣是给别人擦胡须的吗?让那个想讨好寇准的官员很是羞愧。其实,寇准完全可以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意思,这样的确容易得罪人。这也为他日后的起起落落埋下了危险的种子。有一次,辽国大军几十万人开往了北宋的边境,一路所向披靡,眼看就要攻打到北宋都城了,很多大臣都主张将都城迁往金陵,成为“南宋”。宋真宗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也是举棋不定,害怕辽国真的攻破自己的都城。
这时候,寇准大声喝斥了那些想逃跑的官员,并对宋真宗说:国家才刚建立没多久,这就要往南逃跑吗,而且,祖宗的庙社都在东京开封,任由辽国人糟蹋吗。于是,强行让宋真宗御驾亲征。果然在寇准的精心安排下,宋真宗到达了澶州城,北宋士气大振,将辽国打败。寇准本要乘胜追击,但是,宋真宗早就吓得不行了,一心想要议和。一些主和的大臣也开始跳出来,说:现在形势大好辽国肯定会同意议和的。结果,就这样公元1004年双方签下了澶渊之盟。这一次胜利,寇准是立下了头功的,但小人们是不会放过每一次攻击寇准的机会的。刚开始,宋真宗也十分的尊重寇准,认为寇准是救了大宋朝,没有寇准的主战,北宋肯定又要丧失很多土地,那样就是对不起天地祖宗了。而那些小人们则对宋真宗说:这次和议是城下之盟,从古至今这都是很屈辱的,陛下怎么能把这个当成功劳呢?
从此以后,宋真宗对寇准也疏远了,也因此,寇准成为争议性人物也是在所难免。此后宋、辽之间百年间不再有大规模的战事,礼尚往来,通使殷勤,双方互使共达三百八十次之多,辽朝边地发生饥荒,宋朝也会派人在边境赈济。宋真宗崩逝消息传来,辽圣宗“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但同时,这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宋、辽双方兵备松弛,之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国击败。辽国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参考资料:【《宋史》、《澶渊之盟》】